10.唠叨
吃过了饭,姚远回自己那边睡觉。
姜姨嘱咐他,等着村南头那个大喇叭再响起来的时候,和他一起去二村的爱委会报到。
姚远躺在自己屋里的炕上,却无论如何睡不着。
他就不明白了,九十年代的姚远,跑到姚大厦七零年的身体里来,脑子是姚远的,一点没变傻。身体虽然是姚大厦的,可姚远身体里的技能一点没丢,比如打架,再比如推独轮车。可为啥这个不会说话还是姚大厦的呢?
这个问题,估计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了。
既然想不明白,就干脆别钻那个牛角尖了。先天不行,后天可以锻炼嘛。他今天说话,就比刚过来的时候好一些了。
他忽然想起来,前天翻姚大厦他爹那个书橱的时候,有一本泛黄的薄本子,是唐宋诗词选,上面都是繁体字的那种,在最里面那个橱子上面的角落里,没被抄家的人拿走。
他可以通过朗读那些诗词,来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。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锻炼下去,说不定有一天,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说话了。
想到这里,他从炕上爬起来,又开了西边那套房子的门,去里屋书橱上找到那本诗词选,拿回这边来。
九月中旬的天气,外面已经不是很热,他就关了窗子和门,在炕上拿着那本诗词选,找出一首唐诗来,偷偷轻声朗读……
结果是越读越不利索,恨的他把那个泛黄的本子给扔到脚底下去了。
过一会儿,他又坐起来,重新拿过那个本子念,念一会儿,还是念不成句,又生气把本子扔了。
如此反复几次,大喇叭就响了。他把那本子塞到坑上的凉席下面,出门去找姜姨。
爱委会所在的那个办公大院,在二村北面的山脚下,也是平房,和镇政府的办公大院差不多,只是院子里没有水泥地,是黄土压平了的。
爱委会主任是个中年妇女,姓于,和姜姨是认识的。一个大办公室分了里外屋,外屋有七八个男女在一起办公,里屋小一些,就于主任一个人。
于主任对姚大厦很客气,说和他妈也很熟悉,又在他妈这件事上感叹一阵,这才开始交代工作。
矿机有六个自然村,每个自然村爱委会都配了两个卫生员,也就是姚远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岗位。主要任务就是打扫村里的街道,保持卫生清洁。
另外,卫生员还要打扫村里的公厕,撒生石灰,抑制苍蝇虫卵数量,消除病菌。每年根据情况,不定期举办卫生运动,到街上和各家各户去检查卫生,喷洒消毒液。
爱委会下面设了一个清洁队,也就是姚远即将去报到和工作的具体单位。
清洁队也在这个院子里,有一间专门的房子用来开会和休息,还有一个放清洁工具的仓库。清洁队由各村的卫生员和正副队长、卫生监督员组成,一共十五个人。
姚远一会儿去卫生队报到之后,从明天开始,就得每天早上按时到清洁队来上班。
早上半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,然后就去库房拿属于自己的工具,回各自负责的村子扫街。中午就不用过来了,到下午下班之前,回来把工具交上。
如此周而复始。
姜姨就跟于主任商量说:“大傻脑子不好使,哪懂什么政治啊?要不就不过来了,直接在村里上班,不行啊?”
于主任就露出为难的表情来说:“不政治学习,这个我可不敢做主。现在,谁敢不参加学习呀?”
姜姨是怕姚大厦脑子不好使,自己走不到这里来。她也得去上班,总不能天天陪着他来这里上班吧?
于主任就又交代说:“大傻这也算是顶了他妈的班了。他妈没找着尸体,厂里革委会指示,先按失踪处理。这样,厂里就把他妈那份供应和工资给停了。”
姜姨就问:“那以后他妈的供应票和粮食配给也没了?”
于主任说:“从这个月,就啥都没了。不过呢,大傻的工资可以从这个月一号算,按学徒工,每月十八,一年以后二十,第三年二十二,三年以后出徒转正,按一级工发,二十七块五。粮食供应改成三十斤。咱们这属于轻工种,按理说得按二十七斤的标准。这是张代表特意交代的,说大傻能吃,多给三斤,按厂里一般工种算。”
从办公室出来,往清洁队去,姜姨就一路嘟囔:“幸亏咱把这月的粮食都买出来了,要不然你这一入厂,就只能买你一个人的粮食了。赚一个月算一个月!可这以后咋办?三十斤,还是不够你吃的呀?”
一路嘟囔着,就到了清洁队。
这时候,清洁队里各村扫街的清洁工还都没回来,就正副队长两个人在,面对面坐在办公桌跟前闲聊。两个人已经得了于主任的通知,知道姚大傻要来顶他妈的班。
正队长张庆忠是个四十好几的老工人,原先在冲压车间干冲压工,出了工伤事故以后,再无法正常工作,就被分配到这里来了。
副队长李乐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,过去也是厂里的工人。这人有个最大的毛病,就是嘴上没有把门的,喜欢胡说八道。前两年路线斗争正激烈的时候,这张嘴害了他。要不是他家祖上三代都是贫农,就不是给发配到这里来这么简单了。
见姜姨带着姚大厦进来,正队长张庆忠还没说什么,李乐的怪话就先来了。
“哟呵,来啦?”他看着姚大厦,跟张庆忠说,“这清洁队还真是大杂烩啊,地富反坏右没一样没有,这回又来个傻子,这下就全活啦!”
张庆忠看李乐一眼说:“别胡说八道!”就转过头来,让姜姨和姚大厦坐在门口的连椅上,对他们说,“大傻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他还是顶替他妈,在一村和邵玲一组吧。今天大家还没收工,也没啥好说的。你们先回去,明天按点来上班。工作上的事儿,还是让邵玲明天给大傻说,她熟悉工作,估计教个几天,大傻也就会了。”
这扫大街也是有不少事儿的。厂里前几年凡是犯了错误,又够不上蹲牛棚或者劳改的,开除也不合适,就都弄到这里来了。
张庆忠的分配原则,就是一个村俩。一个正式清洁工,监督一个思想不端正,犯了错误过来的。这也属于监督改造。
监督者负责向他每天汇报被监督者的实际活动和思想动向。被监督者,则要三天给他交一份思想汇报,主要是反省自己犯的错误,还要写上改造和学习心得。
其实,他识不了几个字,他们交的报告他很少仔细看,主要还是存档,给上面有个交待。
比如这个邵玲,初中毕业就进来了,当然是她家里有点关系,不是犯错误发配过来的。在这里当清洁工,虽然扫大街名声不好听,却可以成功逃过上山下乡,不去农村。身后没有关系,这里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。
邵玲就属于监督者,原先是监督一个厂医院的老中医,听说年青时为日伪看过病,有汉奸嫌疑。
这老中医在这里干了一年,盼着改造好了回医院工作。却不料厂里实在找不出比他性质更严重的人来了,上面又有名额,就把他给报上去。然后,老中医就没了踪影。
然后,就是姚大厦她妈过来,在邵玲监督下接替了老中医。
如今,姚大厦他妈也没了,姚大厦又来了。这个倒是不用监督,他不是坏分子,他是傻子啊。
不用监督,邵玲也就不用向张庆忠汇报。当然,姚大厦过来,估计也不用写反省材料。
和姚远报了到,姜姨就和他先回来,路上又嘱咐他一些上班工作以后的注意事项。
当然,第一就是要爱党爱国爱领袖,不乱说话。其次就是做人要勤快,尊重师傅。上班要比别人早,先打扫休息室的卫生,帮两个队长擦桌子扫地,给人家留个好印象……
姜姨嘟囔了一路,差点把姚远的脑子给说的沸腾了。
姜姨一路说着,姚远也不说话,只一个劲“嗯、嗯”答应着,心里却一句也没听进去。
他是有现代思想的人啊,还能扫一辈子大街吗?他就是刚穿回来,还有点懵圈儿,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干,先找个能挣钱吃饭的地方,然后再慢慢想办法。
一直到吃完了饭,姜姨还是对他不放心,还在教他进厂以后怎么当工人,做好自己的工作,给他举一大堆好的和坏的例子。特别是某某说错了话,被打成什么派,丢了工作的例子,一直说到晚上八点,还没有住嘴的意思。
姚远只能一声不吭地听着,还得不住地点头。
最后就把姜抗抗给说烦了,对着她妈喊:“行啦!他会说话吗就能说错话?你这个念叨法,脑子好使的人都要给你说傻啦!你消停一会儿,成不成啊?我脑袋都大啦,还让不让人活啦?”
姜姨这才住了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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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姨嘱咐他,等着村南头那个大喇叭再响起来的时候,和他一起去二村的爱委会报到。
姚远躺在自己屋里的炕上,却无论如何睡不着。
他就不明白了,九十年代的姚远,跑到姚大厦七零年的身体里来,脑子是姚远的,一点没变傻。身体虽然是姚大厦的,可姚远身体里的技能一点没丢,比如打架,再比如推独轮车。可为啥这个不会说话还是姚大厦的呢?
这个问题,估计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了。
既然想不明白,就干脆别钻那个牛角尖了。先天不行,后天可以锻炼嘛。他今天说话,就比刚过来的时候好一些了。
他忽然想起来,前天翻姚大厦他爹那个书橱的时候,有一本泛黄的薄本子,是唐宋诗词选,上面都是繁体字的那种,在最里面那个橱子上面的角落里,没被抄家的人拿走。
他可以通过朗读那些诗词,来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。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锻炼下去,说不定有一天,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说话了。
想到这里,他从炕上爬起来,又开了西边那套房子的门,去里屋书橱上找到那本诗词选,拿回这边来。
九月中旬的天气,外面已经不是很热,他就关了窗子和门,在炕上拿着那本诗词选,找出一首唐诗来,偷偷轻声朗读……
结果是越读越不利索,恨的他把那个泛黄的本子给扔到脚底下去了。
过一会儿,他又坐起来,重新拿过那个本子念,念一会儿,还是念不成句,又生气把本子扔了。
如此反复几次,大喇叭就响了。他把那本子塞到坑上的凉席下面,出门去找姜姨。
爱委会所在的那个办公大院,在二村北面的山脚下,也是平房,和镇政府的办公大院差不多,只是院子里没有水泥地,是黄土压平了的。
爱委会主任是个中年妇女,姓于,和姜姨是认识的。一个大办公室分了里外屋,外屋有七八个男女在一起办公,里屋小一些,就于主任一个人。
于主任对姚大厦很客气,说和他妈也很熟悉,又在他妈这件事上感叹一阵,这才开始交代工作。
矿机有六个自然村,每个自然村爱委会都配了两个卫生员,也就是姚远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岗位。主要任务就是打扫村里的街道,保持卫生清洁。
另外,卫生员还要打扫村里的公厕,撒生石灰,抑制苍蝇虫卵数量,消除病菌。每年根据情况,不定期举办卫生运动,到街上和各家各户去检查卫生,喷洒消毒液。
爱委会下面设了一个清洁队,也就是姚远即将去报到和工作的具体单位。
清洁队也在这个院子里,有一间专门的房子用来开会和休息,还有一个放清洁工具的仓库。清洁队由各村的卫生员和正副队长、卫生监督员组成,一共十五个人。
姚远一会儿去卫生队报到之后,从明天开始,就得每天早上按时到清洁队来上班。
早上半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,然后就去库房拿属于自己的工具,回各自负责的村子扫街。中午就不用过来了,到下午下班之前,回来把工具交上。
如此周而复始。
姜姨就跟于主任商量说:“大傻脑子不好使,哪懂什么政治啊?要不就不过来了,直接在村里上班,不行啊?”
于主任就露出为难的表情来说:“不政治学习,这个我可不敢做主。现在,谁敢不参加学习呀?”
姜姨是怕姚大厦脑子不好使,自己走不到这里来。她也得去上班,总不能天天陪着他来这里上班吧?
于主任就又交代说:“大傻这也算是顶了他妈的班了。他妈没找着尸体,厂里革委会指示,先按失踪处理。这样,厂里就把他妈那份供应和工资给停了。”
姜姨就问:“那以后他妈的供应票和粮食配给也没了?”
于主任说:“从这个月,就啥都没了。不过呢,大傻的工资可以从这个月一号算,按学徒工,每月十八,一年以后二十,第三年二十二,三年以后出徒转正,按一级工发,二十七块五。粮食供应改成三十斤。咱们这属于轻工种,按理说得按二十七斤的标准。这是张代表特意交代的,说大傻能吃,多给三斤,按厂里一般工种算。”
从办公室出来,往清洁队去,姜姨就一路嘟囔:“幸亏咱把这月的粮食都买出来了,要不然你这一入厂,就只能买你一个人的粮食了。赚一个月算一个月!可这以后咋办?三十斤,还是不够你吃的呀?”
一路嘟囔着,就到了清洁队。
这时候,清洁队里各村扫街的清洁工还都没回来,就正副队长两个人在,面对面坐在办公桌跟前闲聊。两个人已经得了于主任的通知,知道姚大傻要来顶他妈的班。
正队长张庆忠是个四十好几的老工人,原先在冲压车间干冲压工,出了工伤事故以后,再无法正常工作,就被分配到这里来了。
副队长李乐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,过去也是厂里的工人。这人有个最大的毛病,就是嘴上没有把门的,喜欢胡说八道。前两年路线斗争正激烈的时候,这张嘴害了他。要不是他家祖上三代都是贫农,就不是给发配到这里来这么简单了。
见姜姨带着姚大厦进来,正队长张庆忠还没说什么,李乐的怪话就先来了。
“哟呵,来啦?”他看着姚大厦,跟张庆忠说,“这清洁队还真是大杂烩啊,地富反坏右没一样没有,这回又来个傻子,这下就全活啦!”
张庆忠看李乐一眼说:“别胡说八道!”就转过头来,让姜姨和姚大厦坐在门口的连椅上,对他们说,“大傻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他还是顶替他妈,在一村和邵玲一组吧。今天大家还没收工,也没啥好说的。你们先回去,明天按点来上班。工作上的事儿,还是让邵玲明天给大傻说,她熟悉工作,估计教个几天,大傻也就会了。”
这扫大街也是有不少事儿的。厂里前几年凡是犯了错误,又够不上蹲牛棚或者劳改的,开除也不合适,就都弄到这里来了。
张庆忠的分配原则,就是一个村俩。一个正式清洁工,监督一个思想不端正,犯了错误过来的。这也属于监督改造。
监督者负责向他每天汇报被监督者的实际活动和思想动向。被监督者,则要三天给他交一份思想汇报,主要是反省自己犯的错误,还要写上改造和学习心得。
其实,他识不了几个字,他们交的报告他很少仔细看,主要还是存档,给上面有个交待。
比如这个邵玲,初中毕业就进来了,当然是她家里有点关系,不是犯错误发配过来的。在这里当清洁工,虽然扫大街名声不好听,却可以成功逃过上山下乡,不去农村。身后没有关系,这里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。
邵玲就属于监督者,原先是监督一个厂医院的老中医,听说年青时为日伪看过病,有汉奸嫌疑。
这老中医在这里干了一年,盼着改造好了回医院工作。却不料厂里实在找不出比他性质更严重的人来了,上面又有名额,就把他给报上去。然后,老中医就没了踪影。
然后,就是姚大厦她妈过来,在邵玲监督下接替了老中医。
如今,姚大厦他妈也没了,姚大厦又来了。这个倒是不用监督,他不是坏分子,他是傻子啊。
不用监督,邵玲也就不用向张庆忠汇报。当然,姚大厦过来,估计也不用写反省材料。
和姚远报了到,姜姨就和他先回来,路上又嘱咐他一些上班工作以后的注意事项。
当然,第一就是要爱党爱国爱领袖,不乱说话。其次就是做人要勤快,尊重师傅。上班要比别人早,先打扫休息室的卫生,帮两个队长擦桌子扫地,给人家留个好印象……
姜姨嘟囔了一路,差点把姚远的脑子给说的沸腾了。
姜姨一路说着,姚远也不说话,只一个劲“嗯、嗯”答应着,心里却一句也没听进去。
他是有现代思想的人啊,还能扫一辈子大街吗?他就是刚穿回来,还有点懵圈儿,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干,先找个能挣钱吃饭的地方,然后再慢慢想办法。
一直到吃完了饭,姜姨还是对他不放心,还在教他进厂以后怎么当工人,做好自己的工作,给他举一大堆好的和坏的例子。特别是某某说错了话,被打成什么派,丢了工作的例子,一直说到晚上八点,还没有住嘴的意思。
姚远只能一声不吭地听着,还得不住地点头。
最后就把姜抗抗给说烦了,对着她妈喊:“行啦!他会说话吗就能说错话?你这个念叨法,脑子好使的人都要给你说傻啦!你消停一会儿,成不成啊?我脑袋都大啦,还让不让人活啦?”
姜姨这才住了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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