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.山穷水尽
姜抗抗虽说没有病,可瘦弱的已经是病态了。
在生产队的时候强撑着,回来了,思想上一放松就再也撑不住,又走了不少的路,在姚远背上开始发烧,到了家小脸通红,直接就是高烧的样子,站都站不住。
没有办法,大家顾不上别的,只好再由姚远背着她,直接去了矿机医院。
这下不用装病,是果真病了。
抗抗内衣里缝着姚远给她的那块牙膏皮,去放射科一透视,医生也怀疑她是肺结核,立刻安排住院,打吊瓶消炎,忙活一晚上,烧才渐渐退了。
三天以后,姜抗抗病好了,稳定住,姜姨就没有再让她在医院里住下去。
住院得花钱啊,就是按照规定,职工直系亲属半费,姜姨也支付不起费用,坚持把姜抗抗接回家养着。
姜抗抗的诊断证明,医院还是给开的3型肺结核。
当然,这跟姜姨找了相关医生和科室负责人有关系。
关键,还是姜抗抗的身体状况。太瘦了,瘦的几乎到了皮包骨的地步。
抗抗从小好看漂亮,许多矿机的老员工都认得她。突然就变成了这么一副样子,大家都看着心疼。姜姨希望闺女回来,大家也都希望这个过去那么漂亮的女孩,可以活着回到她的妈妈身边来。
大多数的医护人员,都没有过多地去在病理上做追究,很快就填写了诊断证明。
那时候,医院也刚刚恢复秩序。办因病回城,只要开个诊断证明,盖上医院的公章,也就行了,有没有病历的,倒是无所谓。不会像现在这样,不但需要诊断证明,还要有病历,病历还必须带详细用药表格和处置详细过程。
虽然如此,为防万一,姚远还是让姜姨要病历。姜姨又去找医院商量,医院又给写了个简单的诊断和处置过程,就算病历了。
在矿机医院里住了三天,又拿些抗菌的消炎药,姜姨就把抗抗带回家养病。
安顿好抗抗,姚远就带了抗抗的诊断证明和病历,回了抗抗插队的村子,给她办理回城手续。
这个手续到底怎样办理,姚远是不太清楚的。他就直接找了知青点的那个知青队长,把病历和诊断证明给他看,告诉她,抗抗已经确诊了,3型肺结核。
肺结核是强传染性疾病,知青队长是知道的。
姚远就和他商量说:“就算将来抗抗好了,也会携带结核病菌。如果再回来和你们在一起劳动,还是有传染给你们的可能。所以,最好是让她回去,再不要回来。”
知青队长明白这个道理,就让姚远替抗抗写一份回城申请,带着他去找村里的村长,也就是这个生产小队的小队长。
姚远在现代看过知青回城的文学作品,知道回城手续很难办,觉得不保险。怕小队长不同意,就又要求知青队长再写一份证明材料,让和抗抗在一起的每个知青都签字,证明抗抗的确是病的很严重。
知青们也怕抗抗回来了传染他们,就都在那份证明材料上签了字。
姚远又希望知青队长能够陪着他,把回城材料办完,因为他对这里不熟悉,找人比较困难。
那时候的人,还是比较朴实的,特别是对在一个大锅里吃饭的知青战友,那更是没得说。
知青队长想也没想,就答应了姚远。
肺结核在农村就叫痨病。农民们分不清这个病的类型,但是知道,得上这个病,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,基本就跟得了癌症一样,是判了死刑。
而且,癌症不传染,痨病传染。
小队长早就听知青们说了抗抗得病的事,也亲自去看过抗抗。知道抗抗确诊是痨病,二话没说,直接就在姚远的申请书上签字同意,又盖上了村里的印章。
看着那个鲜红的印章,姚远就松了一口气。因为根据他从文学作品里得来的印象,好像知青返城,就村里这个印章最重要,其余也就走个程序了。
知青队长又陪着姚远去了生产大队。果然,大队长简单问几句,就让会计找来印章盖上,嘱咐他们,直接去公社办好手续,抗抗的档案什么的,就会通过邮递,邮回矿机所在的镇上,然后去镇上把户口和粮食本关系恢复过来,就行了。
去公社也就是走个手续,再说这时候天也黑了,去了也办不成,姚远就跟着知青队长回他们住的地方,在那里和他们凑合一夜,等天亮了,再一个人去公社,把最后的手续完成。
知青点里也有矿机过来的知青,他们是认的姚大厦的,知道他过去是傻子,这怎么突然就和正常人一样了?
姚远知道,为了救抗抗,他把姚大傻这个掩护给丢了,就敷衍他们说,他小时候的确是傻,但随着年龄长大,已经渐渐和常人差不多了。
他们熟悉姚大厦,主要还是小时候,都在矿机子弟小学一起读书时的样子。小学以后,姚大厦就不上学了,他们也不见得就了解他以后的情况。
小时候傻,大了逐渐正常的情况,也是有的。知青们在这里生活,条件毕竟远差于城里。时间长了,新鲜劲儿一过,心情都变化很大,也没有人过于在乎姚远傻不傻的事情,只是关心姚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吃的,带多少钱,可不可以请他们喝酒,其他根本就不在乎。
姚远过来,当然有所准备。带了些干粮,还有小菜,也带了二十多块钱。
当下拿出钱来,让知青们去村里的合作社买了酒和花生,再加上姚远带来的小菜,大家男男女女都凑到一间屋里,在炕上坐着,炕席就当了饭桌,吃喝一顿。
姚远不喝酒,这些二十来岁的知青们却个个酒量不俗,当晚基本都喝的酩酊大醉,吐的吐,骂街的骂街,哭的哭,折腾到半夜,才一个接一个地睡去了。
第二天一早,姚远就去了公社,把自己带来的所有证明和材料都交了上去。
可是,姚远万万没有想到,抗抗的回城手续,竟然会卡在公社里。
公社的办事员收了那些材料,让他下午上班过来拿回执。下午过来,那个办事员却变了口风,说抗抗的诊断证明不合要求,必须是市医院的证明才可以。
姚远就争辩说:“我问过了,诊断证明是市级医院就可以。我们矿机医院是省里确定的市级医院,怎么就不可以呢?”
那个办事员就生硬地说:“这个我不知道,我们领导就是这样说的。她真要有病,再去市医院看一下,开个证明不就完了?”
姚远解释说:“我们再去市医院看病,还是要花钱的,花不起呀。再说市医院离我们太远,姜抗抗病的很厉害,实在是去不了。同志你就宽容宽容吧?”
办事员说:“这个你别跟我说,我只管办事。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!”
姚远就问:“那我找谁说啊?”
办事员就不耐烦说:“这个我管不着,赶紧走吧,别耽误我办公。”
姚远愣是让人家给赶了出来。
那个时代,出差住旅馆,都需要单位介绍信的。没有介绍信,你就是有钱旅馆也不敢收你。
眼看着天色将晚,公社这里姚远没有地方住,只好又回到那个知青点去。
知青队长听姚远说了经过,就怀疑是那个看上姜抗抗的领导从中作梗。因为这些年每年都有知青因为疾病返城的,从来没有听说过姚远说的这个情况,必须有市医院的证明。
姚远也怀疑是那个领导的事。可是,人家是领导,人家卡着你,你也没有任何办法。
知青队长就叹息一声说:“你在这里住一晚,明天就回去吧。这事就先放一放,等有机会的时候,我再想办法通知你,你再过来办吧?先让抗抗好好养病。”
可是,办不了手续调不回去,抗抗就没有口粮,而且,养好了病,还是要回来插队。养病这段时间,也不会有任何收入。
最关键的,还是抗抗早晚要回来,他为此做的这一切的努力,就白费了!
这个晚上,姚远没有心思陪着知青们说话,早早地躺下睡了。其实,他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。
半夜的时候,他悄悄起来,把知青队长给叫到外面院子里,塞给他一包大前门。
姚远不抽烟,让知青队长抽着烟,帮着他想想,公社里有没有部队上下来的干部?
知青队长烟瘾挺大,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大前门,想了许久,也说了几个,都是当兵回来的,可职务不高,恐怕也不敢得罪那位起关键作用的领导。
就在姚远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,知青队长说:“县里有位副县长,是个老军人,参加过抗战的。原先是县一把手,后来变成副县长了。”
姚远终于看到一线希望。
姚大厦的养父,过去就是在这一带打游击,最后加入正规部队,成为师长的。而他的部队,一直就在这一带驻扎。说不定那位副县长,就能认得姚大厦的父亲。
这也仅仅就是一个猜测,希望渺茫。可事情到了这一步,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,去试一试了。
第二天,他就去了县城,直接去县政府,找那位副县长。
县政府门口有看门的,自然就会问他找谁?他就说找马县长。
他说了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在部队时的职务,以及过去的部队番号,然后说:“我是他儿子。你跟马县长说,他要是认得我爸爸,就是我没找错人。他要是不认识,就是重名重姓了。”
一个过去师长的儿子来找马县长,看门的还真不敢不去说,就去了里面的办公室。
好一会儿,看门的都没出来。姚远站在大门口,来回地踱步,心里跟揣了兔子一般。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啊!
终于,远远地看见看门的从三层办公楼的大门里出来。他就站在那里,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门人,试图从他的脸上,看出些什么来。
其实,这时候,他已经紧张地无力走路,只能那样站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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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生产队的时候强撑着,回来了,思想上一放松就再也撑不住,又走了不少的路,在姚远背上开始发烧,到了家小脸通红,直接就是高烧的样子,站都站不住。
没有办法,大家顾不上别的,只好再由姚远背着她,直接去了矿机医院。
这下不用装病,是果真病了。
抗抗内衣里缝着姚远给她的那块牙膏皮,去放射科一透视,医生也怀疑她是肺结核,立刻安排住院,打吊瓶消炎,忙活一晚上,烧才渐渐退了。
三天以后,姜抗抗病好了,稳定住,姜姨就没有再让她在医院里住下去。
住院得花钱啊,就是按照规定,职工直系亲属半费,姜姨也支付不起费用,坚持把姜抗抗接回家养着。
姜抗抗的诊断证明,医院还是给开的3型肺结核。
当然,这跟姜姨找了相关医生和科室负责人有关系。
关键,还是姜抗抗的身体状况。太瘦了,瘦的几乎到了皮包骨的地步。
抗抗从小好看漂亮,许多矿机的老员工都认得她。突然就变成了这么一副样子,大家都看着心疼。姜姨希望闺女回来,大家也都希望这个过去那么漂亮的女孩,可以活着回到她的妈妈身边来。
大多数的医护人员,都没有过多地去在病理上做追究,很快就填写了诊断证明。
那时候,医院也刚刚恢复秩序。办因病回城,只要开个诊断证明,盖上医院的公章,也就行了,有没有病历的,倒是无所谓。不会像现在这样,不但需要诊断证明,还要有病历,病历还必须带详细用药表格和处置详细过程。
虽然如此,为防万一,姚远还是让姜姨要病历。姜姨又去找医院商量,医院又给写了个简单的诊断和处置过程,就算病历了。
在矿机医院里住了三天,又拿些抗菌的消炎药,姜姨就把抗抗带回家养病。
安顿好抗抗,姚远就带了抗抗的诊断证明和病历,回了抗抗插队的村子,给她办理回城手续。
这个手续到底怎样办理,姚远是不太清楚的。他就直接找了知青点的那个知青队长,把病历和诊断证明给他看,告诉她,抗抗已经确诊了,3型肺结核。
肺结核是强传染性疾病,知青队长是知道的。
姚远就和他商量说:“就算将来抗抗好了,也会携带结核病菌。如果再回来和你们在一起劳动,还是有传染给你们的可能。所以,最好是让她回去,再不要回来。”
知青队长明白这个道理,就让姚远替抗抗写一份回城申请,带着他去找村里的村长,也就是这个生产小队的小队长。
姚远在现代看过知青回城的文学作品,知道回城手续很难办,觉得不保险。怕小队长不同意,就又要求知青队长再写一份证明材料,让和抗抗在一起的每个知青都签字,证明抗抗的确是病的很严重。
知青们也怕抗抗回来了传染他们,就都在那份证明材料上签了字。
姚远又希望知青队长能够陪着他,把回城材料办完,因为他对这里不熟悉,找人比较困难。
那时候的人,还是比较朴实的,特别是对在一个大锅里吃饭的知青战友,那更是没得说。
知青队长想也没想,就答应了姚远。
肺结核在农村就叫痨病。农民们分不清这个病的类型,但是知道,得上这个病,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,基本就跟得了癌症一样,是判了死刑。
而且,癌症不传染,痨病传染。
小队长早就听知青们说了抗抗得病的事,也亲自去看过抗抗。知道抗抗确诊是痨病,二话没说,直接就在姚远的申请书上签字同意,又盖上了村里的印章。
看着那个鲜红的印章,姚远就松了一口气。因为根据他从文学作品里得来的印象,好像知青返城,就村里这个印章最重要,其余也就走个程序了。
知青队长又陪着姚远去了生产大队。果然,大队长简单问几句,就让会计找来印章盖上,嘱咐他们,直接去公社办好手续,抗抗的档案什么的,就会通过邮递,邮回矿机所在的镇上,然后去镇上把户口和粮食本关系恢复过来,就行了。
去公社也就是走个手续,再说这时候天也黑了,去了也办不成,姚远就跟着知青队长回他们住的地方,在那里和他们凑合一夜,等天亮了,再一个人去公社,把最后的手续完成。
知青点里也有矿机过来的知青,他们是认的姚大厦的,知道他过去是傻子,这怎么突然就和正常人一样了?
姚远知道,为了救抗抗,他把姚大傻这个掩护给丢了,就敷衍他们说,他小时候的确是傻,但随着年龄长大,已经渐渐和常人差不多了。
他们熟悉姚大厦,主要还是小时候,都在矿机子弟小学一起读书时的样子。小学以后,姚大厦就不上学了,他们也不见得就了解他以后的情况。
小时候傻,大了逐渐正常的情况,也是有的。知青们在这里生活,条件毕竟远差于城里。时间长了,新鲜劲儿一过,心情都变化很大,也没有人过于在乎姚远傻不傻的事情,只是关心姚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吃的,带多少钱,可不可以请他们喝酒,其他根本就不在乎。
姚远过来,当然有所准备。带了些干粮,还有小菜,也带了二十多块钱。
当下拿出钱来,让知青们去村里的合作社买了酒和花生,再加上姚远带来的小菜,大家男男女女都凑到一间屋里,在炕上坐着,炕席就当了饭桌,吃喝一顿。
姚远不喝酒,这些二十来岁的知青们却个个酒量不俗,当晚基本都喝的酩酊大醉,吐的吐,骂街的骂街,哭的哭,折腾到半夜,才一个接一个地睡去了。
第二天一早,姚远就去了公社,把自己带来的所有证明和材料都交了上去。
可是,姚远万万没有想到,抗抗的回城手续,竟然会卡在公社里。
公社的办事员收了那些材料,让他下午上班过来拿回执。下午过来,那个办事员却变了口风,说抗抗的诊断证明不合要求,必须是市医院的证明才可以。
姚远就争辩说:“我问过了,诊断证明是市级医院就可以。我们矿机医院是省里确定的市级医院,怎么就不可以呢?”
那个办事员就生硬地说:“这个我不知道,我们领导就是这样说的。她真要有病,再去市医院看一下,开个证明不就完了?”
姚远解释说:“我们再去市医院看病,还是要花钱的,花不起呀。再说市医院离我们太远,姜抗抗病的很厉害,实在是去不了。同志你就宽容宽容吧?”
办事员说:“这个你别跟我说,我只管办事。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!”
姚远就问:“那我找谁说啊?”
办事员就不耐烦说:“这个我管不着,赶紧走吧,别耽误我办公。”
姚远愣是让人家给赶了出来。
那个时代,出差住旅馆,都需要单位介绍信的。没有介绍信,你就是有钱旅馆也不敢收你。
眼看着天色将晚,公社这里姚远没有地方住,只好又回到那个知青点去。
知青队长听姚远说了经过,就怀疑是那个看上姜抗抗的领导从中作梗。因为这些年每年都有知青因为疾病返城的,从来没有听说过姚远说的这个情况,必须有市医院的证明。
姚远也怀疑是那个领导的事。可是,人家是领导,人家卡着你,你也没有任何办法。
知青队长就叹息一声说:“你在这里住一晚,明天就回去吧。这事就先放一放,等有机会的时候,我再想办法通知你,你再过来办吧?先让抗抗好好养病。”
可是,办不了手续调不回去,抗抗就没有口粮,而且,养好了病,还是要回来插队。养病这段时间,也不会有任何收入。
最关键的,还是抗抗早晚要回来,他为此做的这一切的努力,就白费了!
这个晚上,姚远没有心思陪着知青们说话,早早地躺下睡了。其实,他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。
半夜的时候,他悄悄起来,把知青队长给叫到外面院子里,塞给他一包大前门。
姚远不抽烟,让知青队长抽着烟,帮着他想想,公社里有没有部队上下来的干部?
知青队长烟瘾挺大,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大前门,想了许久,也说了几个,都是当兵回来的,可职务不高,恐怕也不敢得罪那位起关键作用的领导。
就在姚远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,知青队长说:“县里有位副县长,是个老军人,参加过抗战的。原先是县一把手,后来变成副县长了。”
姚远终于看到一线希望。
姚大厦的养父,过去就是在这一带打游击,最后加入正规部队,成为师长的。而他的部队,一直就在这一带驻扎。说不定那位副县长,就能认得姚大厦的父亲。
这也仅仅就是一个猜测,希望渺茫。可事情到了这一步,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,去试一试了。
第二天,他就去了县城,直接去县政府,找那位副县长。
县政府门口有看门的,自然就会问他找谁?他就说找马县长。
他说了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在部队时的职务,以及过去的部队番号,然后说:“我是他儿子。你跟马县长说,他要是认得我爸爸,就是我没找错人。他要是不认识,就是重名重姓了。”
一个过去师长的儿子来找马县长,看门的还真不敢不去说,就去了里面的办公室。
好一会儿,看门的都没出来。姚远站在大门口,来回地踱步,心里跟揣了兔子一般。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啊!
终于,远远地看见看门的从三层办公楼的大门里出来。他就站在那里,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门人,试图从他的脸上,看出些什么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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