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.原来如此
中午吃过了饭,姜姨就带着姚远,往军代表家里去。
现在武斗才刚刚过去不久,厂里住着的军代表还没有撤离。军代表能和厂革委会的领导说上话,没准儿就能把姚大厦工作的事给解决了。
军代表媳妇就是本厂的职工,也在矿机一村住着,和姜姨住的地方隔了一条宽街和几排房子。
和姜姨走在路上的时候,姚远又弄明白了一件事情。那个他刚穿越回来,听到的,唱歌唱戏的大喇叭,是安在村头上的一根电线杆上。
中午厂里下班的时候,那个喇叭先放休息号,然后如果厂里有什么通知或者新闻,就由广播员先播放一下,然后就是放革命歌曲。
现在是夏天,厂里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。所以,播放半小时以后,大家要午休了,喇叭就关了。
等到离上班还有十分钟的时候,喇叭又开了。一直开到上班,最后播放两遍上班号,就又关了。
另外,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上班,下午六点下班到晚上八点,也是播音的。大家已经都习惯了按照这个喇叭的播音时间,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了。
去军代表家的路上,姚远又问了姜姨一个他心里的疑问。
姜姨怎么不上班呢?按她这个年龄,不应该到了退休的时候啊?
姜姨听明白他的疑问,就笑着说:“武斗才完事,大厂里才安定下来,开始干活。姨是家属小厂里的,现在小厂里还乱着,哪有啥活干?姨不懂他们弄的那些道道,去了也是受罪。整天学习,脑袋都疼!反正请假也不扣工资,我就请假在家里,隔几天去厂里看看,没事儿的时候再请假,才不去和他们瞎掺和。”
姚远就明白了。这个时代的故事,他还是听过一些的,小时候又赶上一点尾声,多少的也懂一些。
姜姨是军人家属,应该还是根正苗红,不怕别人抓把柄。她不愿意参与进政治里,就做了所谓的“逍遥派”了。
他们出门的时候,村头那个大喇叭已经停止广播了。
姚远不明白,姜姨为什么要在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去找军代表?打扰人家休息,惹烦了人家,人家不是更不肯帮忙了吗?
姜姨说:“那个张代表就是中午容易找到他,晚上他又是政治学习又是出去拉练的,很少有在家的时候,也是忙的很。再说了,你中午找了他,他下午上班还能记着这个事,想给你办的时候,下午一上班就给办了。晚上找他,他睡一觉起来,第二天上班一忙,把这事儿就给忘了。我中午找了他,晚上再去他家堵着他要结果,这事能办的快点。这么多学生都毕业了,谁愿意去农村劳动?这在宿舍区扫大街也比去农村强,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争这个饭碗呢!”
姚远没弄明白姜姨这是个什么逻辑?但听口气,姜姨好像跟这位张代表很熟悉。
要知道,在姚远工作的那个时代,托人办事,欠别人的人情,是最困难的事情。能用钱解决的,都不叫人情。而不能用钱解决,人家又肯替你办事,这种人情,一旦欠下,是还不起的。
在姚远看来,除非姜姨和那个张代表很熟,关系不一般,不然,这时候打扰人家,托人家办事,还不是小事,是很不礼貌,也是很不合适的。
他都开始怀疑,姜姨是不是和张代表有那种关系了。因为姜姨才四十多岁,又没了丈夫,而且看着还不老,而且很有几分风韵。
事情却远远出乎他的意料。
到了张代表家里,张代表却不认识姜姨。姜姨说了自己丈夫是谁,在哪里工作,住在哪里。说了一堆,张代表才茫然点了点头。这点头也属于礼貌性质的,因为看张代表脸上的表情,仍旧是一脸懵圈。
但张代表没有因为不认识姜姨而露出不高兴来,还是把她和姚远让到屋里去,给他们倒水,两口子陪着他们坐下来。
这时候,姜姨就说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工作履历,以及姚大厦是怎么回事。
张代表这才猛然醒悟,连声说:“这个我知道,我知道。”就看着姚远问,“这是他儿子?”感慨着说,“哎呀,都这么大了!”
姜姨就说:“是啊,长这么大个个子,能吃着呢!张代表啊,你说他又没有个工作,脑子还不灵光,他爸没了,妈又找不着了,他以后可咋办?我就寻思着,你看你能不能跟革委会说说,让他顶他妈的班呢?”
张代表就沉吟一下,对姜姨说:“姜师傅,这事儿你得跟革委会反应啊,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?”
姜姨就有些不高兴说:“你当现在革委会还是老厂长在的时候那些领导呢?我一个小老百姓,就是说破嘴皮子,有个啥用?”
张代表就皱眉说:“这是厂里的内部事务,我没有权利干预啊?”
姜姨脸上就更不高兴了,说:“你是军代表啊,你只要说话,他们敢不听吗?军民都是一家人,还分什么内部外部干啥?”
张代表就耐着性子解释说:“姜师傅啊,我的职责是维护工厂安定,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,制止武斗。工厂的内部人事安排,我真是无权过问的。”
姜姨拉着脸说:“你别和我打这些官腔,这个我也不懂。我看啊,你就是怕这孩子他爸犯了错误,妈出身又不好,连累了你!”
张代表就不说话了。
他媳妇这时候就接过话来说:“姜姐啊,你也知道,部队是有纪律的。这事儿我们老张也挺为难啊。老厂长这不是犯个错误那么简单,这是路线问题。他妻子这个事儿,到底是畏罪自杀还是畏罪潜逃,也没有定性。这时候我们老张也不好说话啊。”
姜姨就问:“老厂长领着大家建设工厂有啥罪啊?这工厂和宿舍区,哪一样不是老厂长领着大家干出来的?那帮红W兵都是些嘴上没毛的孩子,他们知道个啥?再说他们不是没找到老厂长的罪证,最后也没定性吗?老厂长都没罪,他媳妇又哪来的什么畏罪一说啊?还真让我说着了,你们就怕连累上自己,明哲保身!”
姜姨话说的难听,张代表夫妻就不好接话了。
姜姨就看着张代表问:“我听说张代表过去那个部队是老厂长带着的,张代表和老厂长应该是战友吧?”
张代表说:“老师长在部队的时候,我还是个营教导员。”
姜姨就说:“张代表的意思,就是和老厂长不熟悉,不肯帮这个忙了?那就算我白说了。”就拉着姚远站起来说,“大傻,咱们走吧。”
张代表就站起来,拦住他们说:“姜师傅,你别着急,我没说不管啊。虽然那时候我职务低,和老师长接触不多,可老师长是个啥人,我心里还是清楚的。”
这时候,他媳妇就一个劲地拉他的军装袖子。
他就把自己媳妇的手甩开说:“老师长打仗勇敢,待人宽厚,关心下属,一直是我的表率。大傻这事儿,于公,我的确不该管,真不是怕受牵累。可是,于私来说,战友情浓于血。老师长干了一辈子革命,照顾他的儿子,是我这个当下属的,不可推卸的责任!姜师傅,这个事儿,我答应你去说。如果革委会不同意,大傻将来就算我儿子,我管他一辈子!”
从张代表家里出来,姜姨就一个劲儿地偷着乐。
姚远就问她:“姜姨,你笑啥啊?”
姜姨就得意地说:“这事儿啊,让我蒙着了!”
姚远就奇怪地看着她问:“啥,就,蒙着了?”
姜姨说:“蒙张代表会管你啊。你姜叔活着的时候,只要是部队上的战友求到他,能办不能办的事儿,他都答应,拼死也得替人家把事儿干成了。为这个,我们家搭进去多少东西呀,我没少和他吵架!那时候啊,和他吵完了架,他总是说,战友就是亲兄弟,比亲兄弟都亲啊,不给人家办不行。我早就听人家说了,张代表和你爸是一个部队上的。我就寻思啊,你这事儿,就只有他肯帮忙,这才敢带着你去找他。”
原来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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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武斗才刚刚过去不久,厂里住着的军代表还没有撤离。军代表能和厂革委会的领导说上话,没准儿就能把姚大厦工作的事给解决了。
军代表媳妇就是本厂的职工,也在矿机一村住着,和姜姨住的地方隔了一条宽街和几排房子。
和姜姨走在路上的时候,姚远又弄明白了一件事情。那个他刚穿越回来,听到的,唱歌唱戏的大喇叭,是安在村头上的一根电线杆上。
中午厂里下班的时候,那个喇叭先放休息号,然后如果厂里有什么通知或者新闻,就由广播员先播放一下,然后就是放革命歌曲。
现在是夏天,厂里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。所以,播放半小时以后,大家要午休了,喇叭就关了。
等到离上班还有十分钟的时候,喇叭又开了。一直开到上班,最后播放两遍上班号,就又关了。
另外,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上班,下午六点下班到晚上八点,也是播音的。大家已经都习惯了按照这个喇叭的播音时间,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了。
去军代表家的路上,姚远又问了姜姨一个他心里的疑问。
姜姨怎么不上班呢?按她这个年龄,不应该到了退休的时候啊?
姜姨听明白他的疑问,就笑着说:“武斗才完事,大厂里才安定下来,开始干活。姨是家属小厂里的,现在小厂里还乱着,哪有啥活干?姨不懂他们弄的那些道道,去了也是受罪。整天学习,脑袋都疼!反正请假也不扣工资,我就请假在家里,隔几天去厂里看看,没事儿的时候再请假,才不去和他们瞎掺和。”
姚远就明白了。这个时代的故事,他还是听过一些的,小时候又赶上一点尾声,多少的也懂一些。
姜姨是军人家属,应该还是根正苗红,不怕别人抓把柄。她不愿意参与进政治里,就做了所谓的“逍遥派”了。
他们出门的时候,村头那个大喇叭已经停止广播了。
姚远不明白,姜姨为什么要在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去找军代表?打扰人家休息,惹烦了人家,人家不是更不肯帮忙了吗?
姜姨说:“那个张代表就是中午容易找到他,晚上他又是政治学习又是出去拉练的,很少有在家的时候,也是忙的很。再说了,你中午找了他,他下午上班还能记着这个事,想给你办的时候,下午一上班就给办了。晚上找他,他睡一觉起来,第二天上班一忙,把这事儿就给忘了。我中午找了他,晚上再去他家堵着他要结果,这事能办的快点。这么多学生都毕业了,谁愿意去农村劳动?这在宿舍区扫大街也比去农村强,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争这个饭碗呢!”
姚远没弄明白姜姨这是个什么逻辑?但听口气,姜姨好像跟这位张代表很熟悉。
要知道,在姚远工作的那个时代,托人办事,欠别人的人情,是最困难的事情。能用钱解决的,都不叫人情。而不能用钱解决,人家又肯替你办事,这种人情,一旦欠下,是还不起的。
在姚远看来,除非姜姨和那个张代表很熟,关系不一般,不然,这时候打扰人家,托人家办事,还不是小事,是很不礼貌,也是很不合适的。
他都开始怀疑,姜姨是不是和张代表有那种关系了。因为姜姨才四十多岁,又没了丈夫,而且看着还不老,而且很有几分风韵。
事情却远远出乎他的意料。
到了张代表家里,张代表却不认识姜姨。姜姨说了自己丈夫是谁,在哪里工作,住在哪里。说了一堆,张代表才茫然点了点头。这点头也属于礼貌性质的,因为看张代表脸上的表情,仍旧是一脸懵圈。
但张代表没有因为不认识姜姨而露出不高兴来,还是把她和姚远让到屋里去,给他们倒水,两口子陪着他们坐下来。
这时候,姜姨就说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工作履历,以及姚大厦是怎么回事。
张代表这才猛然醒悟,连声说:“这个我知道,我知道。”就看着姚远问,“这是他儿子?”感慨着说,“哎呀,都这么大了!”
姜姨就说:“是啊,长这么大个个子,能吃着呢!张代表啊,你说他又没有个工作,脑子还不灵光,他爸没了,妈又找不着了,他以后可咋办?我就寻思着,你看你能不能跟革委会说说,让他顶他妈的班呢?”
张代表就沉吟一下,对姜姨说:“姜师傅,这事儿你得跟革委会反应啊,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?”
姜姨就有些不高兴说:“你当现在革委会还是老厂长在的时候那些领导呢?我一个小老百姓,就是说破嘴皮子,有个啥用?”
张代表就皱眉说:“这是厂里的内部事务,我没有权利干预啊?”
姜姨脸上就更不高兴了,说:“你是军代表啊,你只要说话,他们敢不听吗?军民都是一家人,还分什么内部外部干啥?”
张代表就耐着性子解释说:“姜师傅啊,我的职责是维护工厂安定,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,制止武斗。工厂的内部人事安排,我真是无权过问的。”
姜姨拉着脸说:“你别和我打这些官腔,这个我也不懂。我看啊,你就是怕这孩子他爸犯了错误,妈出身又不好,连累了你!”
张代表就不说话了。
他媳妇这时候就接过话来说:“姜姐啊,你也知道,部队是有纪律的。这事儿我们老张也挺为难啊。老厂长这不是犯个错误那么简单,这是路线问题。他妻子这个事儿,到底是畏罪自杀还是畏罪潜逃,也没有定性。这时候我们老张也不好说话啊。”
姜姨就问:“老厂长领着大家建设工厂有啥罪啊?这工厂和宿舍区,哪一样不是老厂长领着大家干出来的?那帮红W兵都是些嘴上没毛的孩子,他们知道个啥?再说他们不是没找到老厂长的罪证,最后也没定性吗?老厂长都没罪,他媳妇又哪来的什么畏罪一说啊?还真让我说着了,你们就怕连累上自己,明哲保身!”
姜姨话说的难听,张代表夫妻就不好接话了。
姜姨就看着张代表问:“我听说张代表过去那个部队是老厂长带着的,张代表和老厂长应该是战友吧?”
张代表说:“老师长在部队的时候,我还是个营教导员。”
姜姨就说:“张代表的意思,就是和老厂长不熟悉,不肯帮这个忙了?那就算我白说了。”就拉着姚远站起来说,“大傻,咱们走吧。”
张代表就站起来,拦住他们说:“姜师傅,你别着急,我没说不管啊。虽然那时候我职务低,和老师长接触不多,可老师长是个啥人,我心里还是清楚的。”
这时候,他媳妇就一个劲地拉他的军装袖子。
他就把自己媳妇的手甩开说:“老师长打仗勇敢,待人宽厚,关心下属,一直是我的表率。大傻这事儿,于公,我的确不该管,真不是怕受牵累。可是,于私来说,战友情浓于血。老师长干了一辈子革命,照顾他的儿子,是我这个当下属的,不可推卸的责任!姜师傅,这个事儿,我答应你去说。如果革委会不同意,大傻将来就算我儿子,我管他一辈子!”
从张代表家里出来,姜姨就一个劲儿地偷着乐。
姚远就问她:“姜姨,你笑啥啊?”
姜姨就得意地说:“这事儿啊,让我蒙着了!”
姚远就奇怪地看着她问:“啥,就,蒙着了?”
姜姨说:“蒙张代表会管你啊。你姜叔活着的时候,只要是部队上的战友求到他,能办不能办的事儿,他都答应,拼死也得替人家把事儿干成了。为这个,我们家搭进去多少东西呀,我没少和他吵架!那时候啊,和他吵完了架,他总是说,战友就是亲兄弟,比亲兄弟都亲啊,不给人家办不行。我早就听人家说了,张代表和你爸是一个部队上的。我就寻思啊,你这事儿,就只有他肯帮忙,这才敢带着你去找他。”
原来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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