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四章 宋知州的难题
一个无品无职的乡野秀才,一个边塞的六品知州,对于庙堂之上的分析,其实也是瞎分析,基础信息不足,分析就是瞎蒙。
其实在这件事情上,卢飏获得的信息要比宋云霄还要多一些,毕竟那骆养性那个猥琐男临走的时候可是说了“你很不错”这句话,而且脸上羡慕的表情也做不得假。
按下此事不表,卢飏便问起了前次在州衙门口听到的那件事:延庆州要整修城墙。
通过这次报功之事,卢飏感觉宋云霄与自己的关系更近了一些,毕竟两人现在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,这便是这个时代官场的常态,师徒父子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
宋云霄正为此事烦忧,此时见卢飏问起,倒也没有隐瞒,便将此事和盘托出了。
年初,为整饬九边防务,工部确实是拨了一笔经费下来,让边塞之地休整城墙。
本来从工部下来是百万两银子,出了京城便去了四分之一,再到各州各县,便连一半也没有了。
九边各镇大小城池,没有一百,也有五十,平均一座城池连一万两银子都摊不到。
所以如今,分到延庆知州宋云霄手里便只有一万两银子,这还是看在延庆既是边塞,又是京师西北门户的面子上,其他诸如榆林、神木等距离京师遥远,鞑子又不凶悍的地方,便只能自求多福了,连银子毛也看不到。
本来按照朝堂和工部的意思,此次整饬的重点便在京畿、宣大和辽东等地的二十余座城池,而工部给的预算也基本靠谱。
修葺一座类似延庆这样的城池,富裕一点三万两,紧张一点两万两也能干,所以百万两工程款,京师先截留了三十万,随后拨给除了那二十余座重镇之外的地区二十万两。
剩下的五十万两便是京畿、宣大和辽东这二十余座军事重镇的,每座城池两万两,倒也够用了。
所以说工部也不全是草包,这账目倒也算的明明白白的,但唯一遗漏的便是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了。
京官大佬吃肉,也得让地方上喝口汤不是,所以最后到了这二十余座城池主官手里,便只有万余两了。
比原定的预算拨款生生少了一多半,所以这工程实在是没法干了。
当然若是碰上一个心黑的府州县官,直接便揣腰包得了,修什么修,修了也是白修,毕竟一个心黑至此的父母官,也甭指望他能作出什么坚守城池的壮举来。
若是碰上一个稍微还顾些脸面的,则拿走一半,然后再找几个自己人将城墙缝子勾一勾糊弄了事。
但宋云霄不是这样的人,他不仅顾忌脸面,还想着把这件事办好,里子面子都想要,于是便犯了难。
这几日,宋云霄的师爷幕僚等人也给他提供了几个方案,比如找城中大户募捐,或者给百姓加派些赋税等等,不过宋云霄都不满意。
关于募捐修城的事,借着鞑子寇边、威胁延庆的时机,宋云霄便号召大户们募捐,不过效果却寥寥,十天时间,才收到一千多两银子。
就这,据说还有手眼通天的乡绅贤达要撺掇御史告他,城里的巡按御史衙门这几日也热闹了起来。
至于对百姓加派的事,宋云霄想了又想,实在做不出来,一来是顾忌脸面,二来是怕官逼民反,三来则是很可能也收不上来。
其实,明朝的赋税并不重,朱元璋泥腿子一个,自是知道百姓疾苦,于是在坐了皇帝之后,非常体恤百姓,国初田赋基本定在三十税一。
如此低的税率,在历朝历代中也是鲜见,也就是汉初可以相媲美,而且更为巧合的是,刘邦和朱元璋同样底层出身,一个和尚、一个混混,自是对底层老百姓的不容易深有体会。
不过,尽管明朝赋税很低,但挡不住那些不纳税的朱姓王爷和达官显贵的土地兼并,至万历四十四年,大明一半以上的土地便集中到了这些不缴税的人手里。
而剩下的那些田地以及束缚在田地上的百姓,便承担了大明全部的赋税和徭役,百姓之苦,苦不堪言。
明朝的税赋现状,大明历代皇帝自然也知道的,但知道是一回事,解决便是另一回事,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巨大矛盾中,税赋便是其中重要一项。
因为大明的文官集团便是大明税赋制度的最大受益者。
自永乐后,大明历代皇帝都与文官集团进行抗争,特别是到了弘治朝以后,矛盾便愈加激烈,无论是武宗设立“豹房”,还是嘉靖和万历的久不上朝,皆是这种斗争的重要措施。
皇帝将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,只通过几个听命的大臣对外传达和执行,将那些阳奉阴违的官员隔绝在朝堂之外,这便是明朝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创新性发明。
而在百年之后,清朝的皇帝将此更是发展到了顶峰,设立军机处,更是将大多数官员,隔离在了权力中心以外。
但集权归集权,对于文官集团的土地及工商业免税等核心利益,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们几次争斗下来,各种改革皆以失败告终。
即使改革前期顺利,但最后总会被底层的官员和士绅念歪了经,最终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命运。
万历皇帝此时推行的矿监、税监制度,便是征收工商税的一种手段,但无奈太监们既贪且废,到了基层更是两眼一抹黑,根本斗不过那些官员士绅等地头蛇。
但皇帝又有税赋任务,如何?便只能在当地士绅官员的忽悠下,又对着底层百姓下手了。
所以底层百姓一提起矿监税监,便是怨声载道,而这时候的士绅官员便站在了百姓一边,力劝皇帝取消此法,既当了表子又立了牌坊,好处名声便都有了,黑锅全让万历一人背了。
底层百姓税赋沉重,各地因为抗税而爆发的起义民变也是层出不穷。
宋云霄是个有节操的讲究人,这种触霉头的事自然也不想去做,最不济,城墙不修便是了,若是因为修城墙而激起民变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而且宋云霄也是老官场了,事情既然不好解决,那就先拖上一拖,过段时间,没准就有转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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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下此事不表,卢飏便问起了前次在州衙门口听到的那件事:延庆州要整修城墙。
通过这次报功之事,卢飏感觉宋云霄与自己的关系更近了一些,毕竟两人现在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,这便是这个时代官场的常态,师徒父子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
宋云霄正为此事烦忧,此时见卢飏问起,倒也没有隐瞒,便将此事和盘托出了。
年初,为整饬九边防务,工部确实是拨了一笔经费下来,让边塞之地休整城墙。
本来从工部下来是百万两银子,出了京城便去了四分之一,再到各州各县,便连一半也没有了。
九边各镇大小城池,没有一百,也有五十,平均一座城池连一万两银子都摊不到。
所以如今,分到延庆知州宋云霄手里便只有一万两银子,这还是看在延庆既是边塞,又是京师西北门户的面子上,其他诸如榆林、神木等距离京师遥远,鞑子又不凶悍的地方,便只能自求多福了,连银子毛也看不到。
本来按照朝堂和工部的意思,此次整饬的重点便在京畿、宣大和辽东等地的二十余座城池,而工部给的预算也基本靠谱。
修葺一座类似延庆这样的城池,富裕一点三万两,紧张一点两万两也能干,所以百万两工程款,京师先截留了三十万,随后拨给除了那二十余座重镇之外的地区二十万两。
剩下的五十万两便是京畿、宣大和辽东这二十余座军事重镇的,每座城池两万两,倒也够用了。
所以说工部也不全是草包,这账目倒也算的明明白白的,但唯一遗漏的便是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了。
京官大佬吃肉,也得让地方上喝口汤不是,所以最后到了这二十余座城池主官手里,便只有万余两了。
比原定的预算拨款生生少了一多半,所以这工程实在是没法干了。
当然若是碰上一个心黑的府州县官,直接便揣腰包得了,修什么修,修了也是白修,毕竟一个心黑至此的父母官,也甭指望他能作出什么坚守城池的壮举来。
若是碰上一个稍微还顾些脸面的,则拿走一半,然后再找几个自己人将城墙缝子勾一勾糊弄了事。
但宋云霄不是这样的人,他不仅顾忌脸面,还想着把这件事办好,里子面子都想要,于是便犯了难。
这几日,宋云霄的师爷幕僚等人也给他提供了几个方案,比如找城中大户募捐,或者给百姓加派些赋税等等,不过宋云霄都不满意。
关于募捐修城的事,借着鞑子寇边、威胁延庆的时机,宋云霄便号召大户们募捐,不过效果却寥寥,十天时间,才收到一千多两银子。
就这,据说还有手眼通天的乡绅贤达要撺掇御史告他,城里的巡按御史衙门这几日也热闹了起来。
至于对百姓加派的事,宋云霄想了又想,实在做不出来,一来是顾忌脸面,二来是怕官逼民反,三来则是很可能也收不上来。
其实,明朝的赋税并不重,朱元璋泥腿子一个,自是知道百姓疾苦,于是在坐了皇帝之后,非常体恤百姓,国初田赋基本定在三十税一。
如此低的税率,在历朝历代中也是鲜见,也就是汉初可以相媲美,而且更为巧合的是,刘邦和朱元璋同样底层出身,一个和尚、一个混混,自是对底层老百姓的不容易深有体会。
不过,尽管明朝赋税很低,但挡不住那些不纳税的朱姓王爷和达官显贵的土地兼并,至万历四十四年,大明一半以上的土地便集中到了这些不缴税的人手里。
而剩下的那些田地以及束缚在田地上的百姓,便承担了大明全部的赋税和徭役,百姓之苦,苦不堪言。
明朝的税赋现状,大明历代皇帝自然也知道的,但知道是一回事,解决便是另一回事,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巨大矛盾中,税赋便是其中重要一项。
因为大明的文官集团便是大明税赋制度的最大受益者。
自永乐后,大明历代皇帝都与文官集团进行抗争,特别是到了弘治朝以后,矛盾便愈加激烈,无论是武宗设立“豹房”,还是嘉靖和万历的久不上朝,皆是这种斗争的重要措施。
皇帝将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,只通过几个听命的大臣对外传达和执行,将那些阳奉阴违的官员隔绝在朝堂之外,这便是明朝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创新性发明。
而在百年之后,清朝的皇帝将此更是发展到了顶峰,设立军机处,更是将大多数官员,隔离在了权力中心以外。
但集权归集权,对于文官集团的土地及工商业免税等核心利益,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们几次争斗下来,各种改革皆以失败告终。
即使改革前期顺利,但最后总会被底层的官员和士绅念歪了经,最终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命运。
万历皇帝此时推行的矿监、税监制度,便是征收工商税的一种手段,但无奈太监们既贪且废,到了基层更是两眼一抹黑,根本斗不过那些官员士绅等地头蛇。
但皇帝又有税赋任务,如何?便只能在当地士绅官员的忽悠下,又对着底层百姓下手了。
所以底层百姓一提起矿监税监,便是怨声载道,而这时候的士绅官员便站在了百姓一边,力劝皇帝取消此法,既当了表子又立了牌坊,好处名声便都有了,黑锅全让万历一人背了。
底层百姓税赋沉重,各地因为抗税而爆发的起义民变也是层出不穷。
宋云霄是个有节操的讲究人,这种触霉头的事自然也不想去做,最不济,城墙不修便是了,若是因为修城墙而激起民变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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