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六章 午门的登闻鼓
做完了第一题后,沈同和轻敲了三声墙壁,便开始闭目养神了,因为他在等隔壁的亲家赵鸣阳奋笔疾书。
相比于沈同和的清闲,赵鸣阳则是比较累了,因为他不仅要写自己的七篇文章,他还要再帮沈同和构思七篇。
不过赵鸣阳也确实是个人才,待到日头西斜,沈同和终于听到了回声,又是三声,这是两人之前约定好了的暗号。
贡院的号房极其狭窄,待日头西斜进了树梢后面,号房里已是昏暗一片,沈同和觉得时机到了,便高声叫道要出恭。
号房尽头的两个巡考过来,帮其打开号房,领着他去了一旁的茅厕,方便归来,那两个巡考却忘了给沈同和的号房上锁。
沈同和往外探了探头,进号房两头的军士已被支走,立刻蹑手蹑脚的出了号房,十几秒的时间,便又返回,手上却多了几张卷纸。
点燃蜡烛,不敢耽搁,沈同和便迅速抄写起来。
待到三根蜡烛将要燃尽时,沈同和堪堪写完,迅速将蜡烛吹灭,如前次一般又将赵鸣阳的答卷送回。
一切大功告成,等到后半夜时,一个巡考进来帮他锁了号房,沈同和便彻底放下心来,开始想中榜后的情形。
其实这次也该着沈同和倒霉,那阅卷官也是糊涂,根本没有看出他的第一篇答卷是抄袭之前会元的文章,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了,阅卷官也未必记得。
但会元就是会元,那文章一出,便令阅卷官兴奋不已,直接选为了本经第一,报了上去。
那副主考官礼部尚书吴道南估计也是个健忘症患者,竟然也忘了万历二十三年会元汤宾尹的这篇大作,读完之后也是深感欣慰,直接便定了此次会试的第一。
而作为本次会试主考的方从哲,本来就是个挂名的,每天忙的脚不沾地,对于报上来的名单,也只是草草溜了一遍便呈给了万历皇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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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正值虎墩兔寇边,万历皇帝的心思也没放在这会试上面,毕竟稍后还有自己亲自主持的殿试,会试名次什么的便也没放在心上。
于是层层把关,层层疏漏,这篇明显抄袭的文章便被定为了会元。
其实这也不全是百官疏忽的关系,那汤宾尹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,万历三十五年的时候,便被罢了官,十年时间,朝堂上因为国本之争,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,此时在朝堂上站班的人早就忘了汤宾尹是谁了。
而更为巧合的是,汤宾尹也是因为科场舞弊被罢的官。
万历三十五年会试,汤宾尹以翰林学士充任同考官,这科有一个叫韩敬的人是他的学生,在搜落卷的过程中,他便将此人又举了出来。
这韩敬后来好死不死,竟然被万历点了状元。
枪打出头鸟,一石激起千层浪,因为这层师生关系,汤宾尹便被御史弹劾了,期间又牵扯党争的事,汤宾尹便只得辞官隐退。
韩敬更为悲催,既被万历点了状元,应该也是极其有才之人,此次不中,以后也未必没有机会,但世上没有如果。
因为状元是万历钦点的,没人敢质疑皇帝的眼光,那韩敬倒也顺利进入了翰林院。
不过百官没法废了韩敬这个状元,但却可以处处鄙视、排挤,韩敬有才,自也是要脸之人,不等人家弹劾,自己便辞官回家了。
至于汤宾尹和韩敬之间,有没有串通作弊,此事便不为可知了。
但卢飏觉得,这韩敬估计是被汤宾尹好心办了坏事,这汤宾尹也当是爱才心切,不过当时党争叠加国本之争,稍微有些把柄,便会遭人弹劾。
卢飏前世见过坑爹的、坑儿子的、坑老公的,此时听云仁忠谈起十年前的科场舞弊事,顿觉韩敬可惜,竟然被自己的老师坑了。
再说回这次科场舞弊,一路绿灯,沈同和的会元便被张了出来,而他那亲家也不含糊,竟中得会试第六名。
不过在张榜的第一日,沈同和便被落第的同乡举报了。
最了解你的人自然是你身边的人,这沈同和平时啥样,同乡举子最是清楚。
本来大家对他中举便甚为不满,但因为这些举子也都中了,自己高兴还来不及,便也没人深究他的事。
不过此时便不一样了,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的同乡中至少一多半没中,正有气没地撒呢,此时见这平常半吊子货的沈同和竟然中了会元,自是气愤非常。
在弄了大便将沈同和榜上的名字涂抹了之后,接着便聚了一群落第的举子去敲了登闻鼓。
登闻鼓制度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,不过发扬光大却是在明朝。
明太祖朱元璋草民出身,最体民间疾苦,怕官吏贪腐欺民、官官相护、蒙蔽圣听,便在宋朝敲登闻鼓鸣冤的基础上,进一步将登闻鼓这一制度标准化。
不仅规定了负责登闻鼓的管事官员和奏报流程,连带着何人、何事可敲登闻鼓,都做了详细规定。
《大明律》有言:“凡民间诉讼,皆自下而上,或府、州、县省官及按察司不为申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,许击登闻鼓,监察御史随即引奏,敢阻告者,死,其户婚、田土诸细事,皆归有司,不许击鼓。”
而且明朝的登闻鼓可不是摆设,尤其是在洪武一朝,便有多人击鼓鸣冤,而且好多案子都是朱元璋亲自过问、审理,甚至还有百姓捕了当地贪腐戗民的官员,怀揣《大诰》,亲自押送京城敲登闻鼓鸣冤的案子。
随后的历代明皇,都极其重视登闻鼓这一制度,而且在制度上更加完善。
比如成化年间,皇帝担心御史与被告串通,隐瞒不报,便又加了皇帝亲随的锦衣卫监督,正德年间则又添了六科给事中做监鼓官员,还规定了监鼓官员的轮换制度。
到了万历年间,这登闻鼓依然在发挥着作用,从普通百姓到达官显贵,均有敲鼓鸣冤之人,甚至藩王都有来敲登闻鼓鸣冤的。
以至于万历十八年,朱翊钧还专门为此下过旨意:“诸藩,若无重案,不许击鼓,违者,按律处之。”
由此可见,永乐之后的藩王,被封地官员看得死死的,以至于到了要进京敲登闻鼓鸣冤的程度了。
因此,在原本历史上,明末藩王的怂便也有了出处,鸣冤都不让了,藩王也只能混吃等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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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沈同和的清闲,赵鸣阳则是比较累了,因为他不仅要写自己的七篇文章,他还要再帮沈同和构思七篇。
不过赵鸣阳也确实是个人才,待到日头西斜,沈同和终于听到了回声,又是三声,这是两人之前约定好了的暗号。
贡院的号房极其狭窄,待日头西斜进了树梢后面,号房里已是昏暗一片,沈同和觉得时机到了,便高声叫道要出恭。
号房尽头的两个巡考过来,帮其打开号房,领着他去了一旁的茅厕,方便归来,那两个巡考却忘了给沈同和的号房上锁。
沈同和往外探了探头,进号房两头的军士已被支走,立刻蹑手蹑脚的出了号房,十几秒的时间,便又返回,手上却多了几张卷纸。
点燃蜡烛,不敢耽搁,沈同和便迅速抄写起来。
待到三根蜡烛将要燃尽时,沈同和堪堪写完,迅速将蜡烛吹灭,如前次一般又将赵鸣阳的答卷送回。
一切大功告成,等到后半夜时,一个巡考进来帮他锁了号房,沈同和便彻底放下心来,开始想中榜后的情形。
其实这次也该着沈同和倒霉,那阅卷官也是糊涂,根本没有看出他的第一篇答卷是抄袭之前会元的文章,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了,阅卷官也未必记得。
但会元就是会元,那文章一出,便令阅卷官兴奋不已,直接选为了本经第一,报了上去。
那副主考官礼部尚书吴道南估计也是个健忘症患者,竟然也忘了万历二十三年会元汤宾尹的这篇大作,读完之后也是深感欣慰,直接便定了此次会试的第一。
而作为本次会试主考的方从哲,本来就是个挂名的,每天忙的脚不沾地,对于报上来的名单,也只是草草溜了一遍便呈给了万历皇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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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层层把关,层层疏漏,这篇明显抄袭的文章便被定为了会元。
其实这也不全是百官疏忽的关系,那汤宾尹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,万历三十五年的时候,便被罢了官,十年时间,朝堂上因为国本之争,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,此时在朝堂上站班的人早就忘了汤宾尹是谁了。
而更为巧合的是,汤宾尹也是因为科场舞弊被罢的官。
万历三十五年会试,汤宾尹以翰林学士充任同考官,这科有一个叫韩敬的人是他的学生,在搜落卷的过程中,他便将此人又举了出来。
这韩敬后来好死不死,竟然被万历点了状元。
枪打出头鸟,一石激起千层浪,因为这层师生关系,汤宾尹便被御史弹劾了,期间又牵扯党争的事,汤宾尹便只得辞官隐退。
韩敬更为悲催,既被万历点了状元,应该也是极其有才之人,此次不中,以后也未必没有机会,但世上没有如果。
因为状元是万历钦点的,没人敢质疑皇帝的眼光,那韩敬倒也顺利进入了翰林院。
不过百官没法废了韩敬这个状元,但却可以处处鄙视、排挤,韩敬有才,自也是要脸之人,不等人家弹劾,自己便辞官回家了。
至于汤宾尹和韩敬之间,有没有串通作弊,此事便不为可知了。
但卢飏觉得,这韩敬估计是被汤宾尹好心办了坏事,这汤宾尹也当是爱才心切,不过当时党争叠加国本之争,稍微有些把柄,便会遭人弹劾。
卢飏前世见过坑爹的、坑儿子的、坑老公的,此时听云仁忠谈起十年前的科场舞弊事,顿觉韩敬可惜,竟然被自己的老师坑了。
再说回这次科场舞弊,一路绿灯,沈同和的会元便被张了出来,而他那亲家也不含糊,竟中得会试第六名。
不过在张榜的第一日,沈同和便被落第的同乡举报了。
最了解你的人自然是你身边的人,这沈同和平时啥样,同乡举子最是清楚。
本来大家对他中举便甚为不满,但因为这些举子也都中了,自己高兴还来不及,便也没人深究他的事。
不过此时便不一样了,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的同乡中至少一多半没中,正有气没地撒呢,此时见这平常半吊子货的沈同和竟然中了会元,自是气愤非常。
在弄了大便将沈同和榜上的名字涂抹了之后,接着便聚了一群落第的举子去敲了登闻鼓。
登闻鼓制度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,不过发扬光大却是在明朝。
明太祖朱元璋草民出身,最体民间疾苦,怕官吏贪腐欺民、官官相护、蒙蔽圣听,便在宋朝敲登闻鼓鸣冤的基础上,进一步将登闻鼓这一制度标准化。
不仅规定了负责登闻鼓的管事官员和奏报流程,连带着何人、何事可敲登闻鼓,都做了详细规定。
《大明律》有言:“凡民间诉讼,皆自下而上,或府、州、县省官及按察司不为申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,许击登闻鼓,监察御史随即引奏,敢阻告者,死,其户婚、田土诸细事,皆归有司,不许击鼓。”
而且明朝的登闻鼓可不是摆设,尤其是在洪武一朝,便有多人击鼓鸣冤,而且好多案子都是朱元璋亲自过问、审理,甚至还有百姓捕了当地贪腐戗民的官员,怀揣《大诰》,亲自押送京城敲登闻鼓鸣冤的案子。
随后的历代明皇,都极其重视登闻鼓这一制度,而且在制度上更加完善。
比如成化年间,皇帝担心御史与被告串通,隐瞒不报,便又加了皇帝亲随的锦衣卫监督,正德年间则又添了六科给事中做监鼓官员,还规定了监鼓官员的轮换制度。
到了万历年间,这登闻鼓依然在发挥着作用,从普通百姓到达官显贵,均有敲鼓鸣冤之人,甚至藩王都有来敲登闻鼓鸣冤的。
以至于万历十八年,朱翊钧还专门为此下过旨意:“诸藩,若无重案,不许击鼓,违者,按律处之。”
由此可见,永乐之后的藩王,被封地官员看得死死的,以至于到了要进京敲登闻鼓鸣冤的程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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